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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燿山書畫作品
2015/4/17 11:35:07   來源: 張燿山            打印本頁   

     


  


  


  


  


  


  


  


  


  


  


  


  


  


   龍尾河畔是我家
   ——張燿山訪談錄
  
   每年的元月中下旬,一般都是市級兩會會期,今年也是如此。在市級人大代表駐地,我們見到了兼具人大代表身份的燿山先生。花果山下微風涼雨,離羊年春節不過月余,我們的訪談就從一枚閑章開始……
  
   □采訪人:聽說您有一枚常用的閑章,叫做“龍尾河畔是我家”,能講講您的少年時光,還有龍尾河的故事嗎?
   □張燿山:每一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個文化符號,不僅標記著他的身份、經歷,影響著他的情感、精神、氣質、理想和未來的道路,更成為一種銘刻在生命深處的母語,永遠都不會遺忘。對我來說,它就是龍尾河。我55年出生,老新浦人,龍尾河就在我家旁邊流過。龍尾河承載了我童年、少年所有的記憶。所以我常用“龍尾河畔是我家”,用以表明我的出身。
   當時的新浦很小,中心是在民主路、解放路一帶,龍尾河相當于現在城鄉結合部。那個時期在新浦居住的,大部分都是從灌云過來創業謀生的人。來了沒地方住,就在龍尾河堤上挖個洞,下一半在河堤里,上一半在河堤上,再搭上棒銜上草,一家人棲身在里面。我們家算是比較富裕的,住的就是瓦房。當時瓦房非常少,也非常讓人羨慕。所以父親常自夸“我們家房子是青島瓦的”。后來才知道“青島瓦”其實是一種德國技術,高溫燒制、土坯掛釉,水滴到上面可以流下來。而本地土坯瓦是青磚燒的,下雨會滲水,很潮濕。還記得別人家院子好一點就是煤渣鋪的,我們家卻是很大很寬的條石,家里有天花板、紅木家具、羅馬的大鐘,還有三棵很粗的棗樹。要知道新浦是從光緒年間才有人居住,到我小時候才50年多年,我們絕對可以算得上是新浦的原住民了。所以父親也常常對周圍人說,你們蓋的房子都是用我的地。
   我父親上過私墅,會講很多文人的故事,會作詩詞,會寫毛筆字,這些對我影響非常大。文革期間,讀書人少,能寫字或會寫字的人更少。當時每家都按要求用白石灰刷了一面墻,很多人家請父親寫標語,我就跟在他后面服務。除了寫字,我還繼承了另一個“優點”,就是無理也能講三分。記得有一次他和我談到寫字方面的事情,他說你的字太潦草,我說潦草怎么了,他說潦草就是不好,我后來反駁了一句,說毛主席的字比我還潦草,那你說好不好。他當時就不說話了。
   所以說,我父親是我第一個老師,從他那里,我得到了藝術的最初啟蒙。但當時孩子的想法很簡單,覺得自己端著一個小盤子跟著他,后面又有一群小孩子追逐著,虛榮心得到了很大的滿足。想著書法能有這么個好處,就漸漸產生了興趣。但當時只是喜歡而已,我根本不曾夢想、也不敢夢想自己能成為一名書法家,或者把書法當作職業。
   我們這一代人,基本走了兩條路。做技術工人,出苦力的,就舉杠鈴啞鈴,去練武打拳,把身體練得塊兒很大。還有些人,像我這樣,就癡迷于當時的流行音樂,就是二胡。我父親的二胡、三弦都非常好,在那個文化匱乏的時代,一個能拉病中吟、二泉映月的人是非常不簡單的。我記得父親喜歡把二胡夾在兩腿之間,雙臂微扣,非常投入的拉出一曲完整的二泉映月,感覺非常凄美。拉好這個曲子,是一定要江南的師傅用蠶絲做弦的,所謂“絲竹”的“絲”,說的就是蠶絲。當時我們那里流行的是鋼絲弦,所以其它人總是拉不出像父親的那種凄美。
   后來我上了師范,主要精力也還是放在音樂上的,業余時間主要就是拉二胡,練習病中吟、空中鳥語、良宵等各種曲子,后來到花果山教書的時候,又為農民伴奏,投入精力非常大。事實證明,音樂對于書法的理解是很有幫助。
   □采訪人:您說的師范是指的是當時的海州師范嗎,后來什么時候興趣轉向書法了呢?
   □張燿山:是的,我是普師畢業的,也就是當時的海州師范。當時陳鳳桐先生是海師的老師,帶興趣小組,我又跟他學習書法,當時對書法的興趣僅次于器樂。
   海師畢業后,有一段時間我和一批人被組織派去集中學習,這是一種帶有政治色彩的學習,不是人人都有這種資格的,而且它意味著學習結束之后就能走上“仕途”的光明大道。這對當時的我來說,無疑是一種天大的機遇。學習后開總結大會,別人都異常熱烈地談學習心得,輪到我的時候,我竟十分“謙虛”的說“沒什么心得”,以至后來朋友們都說我是“一句話告別政治”。的確是這樣的。同去的人都開始建功立業,只有我又重新回到起點,這對于當時的我來說,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。一直到后來,我與政治也沒有多大的緣分。
   從1975年開始,我的興趣正式轉入書法,二胡就再也不弄了。當時想法很簡單,兩個都喜歡,必須有所取舍。選擇的原因也沒那么崇高,其實就是因為器樂太吵,當時家家門對門,你練上一天,人家肯定不高興。書法你悶在屋里寫一天,也沒人管你,不會干擾鄰居。那段時間,我下了不少功夫,在沙地上、城磚上、報紙上,只要能寫的地方都寫過,很是癡迷。那時蚊子特別多,家里房子靠河,農民又愛養豬養雞的。三伏天我穿個短褲,腳上套個雨靴,伏在自制的三合板書案上寫字,短褲和靴子之間被叮得全是紅點,地上一層全是蚊子,可我一點感覺都沒有。那年我二十七歲。
   1986年我得了一個全國青少年書法比賽的金獎,叫“神龍杯”,當時全國兩萬件作品,選出來就三個人。這件事引起了文聯領導的注意。1987年我輾轉來到文聯,一直到現在。算是走上了書法的正途吧。
   秋風吹來,葉子落下,每一片葉子的軌跡都是不同的。如果亞馬遜河邊的蝴蝶少扇動一下翅膀,德克薩斯州也不會上演一場暴風。師范上學的時候,陳鳳桐陳老是書法興趣小組的老師,溫廣宇老師是我的班主任,趙斯武老師的女兒女婿是我同班同學,他的老伴是我的同事,都是連云港的大家。當時許厚文先生做秘書長,又跟著他接觸了杜庚先生、顧鐵農先生這些大家。我不是宿命論者,但有些時候,一個人最終做了什么是注定的,各種力量綜合起來讓你不做這件事都不行,這一點,我是很慶幸的。
   □采訪人:業內人士對您的評價是,出道之早可與中國當代書法同步。您能回顧和評價一下自己的書法和書風嗎,有哪些重要的發展階段?
   □張燿山:在書法史上,因為各種書體的內在特征和書寫技術的相互聯系,我們經常把規整作為一切藝術種類的基礎。特別是唐楷以后,以規范和精深為標志的審美習慣占據主流,從楷書入繼而行草成為近古書法的主要傳承方式。而我自己開始悄悄臨習的是草書,不是基于理性自覺,純粹是因為個人喜好。最早寫的是孫過庭的景福殿賦,后來才開始學楷書,顏真卿的多寶塔、勤禮碑、大麻姑,才開始守規矩。從書體沿革的角度來看,也是草、行在前,而真書在后,所以我的書法雖然有唐楷的規模,但始終不受楷書的限制。后來有一段時間覺得寫壞了,就是學了華世奎,他的書法特點是程式化,容易學,但后來想改掉也不容易。
   后來我就開始寫章草,我應該算是那個時間段、年齡段第一個寫章草的。當時信息很不發達,寫這個的非常少,跟我同齡的幾乎沒有,當時的評委都沒怎么見過,所以獲了不少獎。現在想想,當時能進入這個狀態,與臨帖的切入點有很大關系,章草的幾個重要的帖,像月儀帖、急就章啊,都下了大功夫。當然,寫得最多的還是平復帖和出師頌,一天能臨幾十遍。那是1987年的事。
   1987年是我書法的一個轉折點。當年臨的東西,現在看起來說不上好,但是當時能做到卻不容易。這之前,無論是從技術還是認識上,我對書法的理解都處于初級階段。到底書法是什么樣子的,為什么要寫,一幅作品到底好在哪里,我都沒有真正留心過,把東西寫得很像就心滿意足,還沒有創作的自覺。但兩帖之后,對書法微微有了點感覺,知道作者的情感通過自己的筆墨,能夠表達出來。從1985年到1987年,我都是在少年宮,和陳迅在一起,我們在一起互相影響了很多。這三年是我書法最用功的三年,從臨帖的量來說,也是最多。從那以后,我逐漸進入創作階段。當時我三十二歲。
   之后,我的書風還是以章草為主。章草從隸書演變而來,雖然就一種書體來說法則已經完備了,但因為她誕生在藝術自覺的前夜,所以面目可愛,更多的展現了一種原始的狀態。當然還有小草。孫過庭的書譜、十七帖,我臨習的量也很大,消耗的時間也很長。所以實際上我寫的也不是純粹的章草,其中也夾著小草。這么多年我一直認為,書法中的楷書、隸書、篆書更多是一種基礎練習,就像武術中的馬步,算是基本功,始終不能克敵制勝。真正體現書法性質的,還是草書,惟有其最能體現作者的性情、經歷、情感,表現作者的所有。其次是行書。
   □采訪人:研習書法這么多年,您覺得哪一幅作品是您最滿意的呢?
   □張燿山:去年舒婷在《致橡樹》公開發表35年后,無比遺憾的說了一句話,我始終沒有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。很不幸,我也一樣,這不是謙虛。1994年我第一次參加全國展,當時全國四百件作品,從市到省再到全國層層篩選,很多名家又是直接入圍,所以展覽中的新面孔也只有小幾十件。第一次進全國展,非常興奮的。但展覽當天我只瞄了自己的作品一下,就再也沒敢看第二眼。看到人家圍在那兒討論,卻不敢靠近,感覺就像自己赤身裸體被人家說三道四一樣,覺得很丟人。到現在為止,我也還有這個心理障礙。
   我四十歲、五十歲都籌備過展覽,但每次都在即將成熟的時候停了下來。總是覺得自己沒有好作品,這些年也沒出作品集。除了一些必要的應酬,我很少在人家面前寫字,也不怎么敢出去寫字,更不敢以書法家自居。人家說我是大書法家、大藝術家,無論是真心贊美,還是開玩笑、調侃,我內心深處都接受不了,這也是我沒走出連云港的深層次原因。有人替我分析說可能我還是認為藝術是私人化的東西,也可能是把書法看得過于神圣了。我自己也不清楚。
   □采訪人:之前我們一直說的都是您自己和書法,能站在第三方的立場評價一下當代中國書法嗎?
   □張燿山:評論其實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,不僅需要認識,更需要勇氣。我雖然身在書法這個圈子,但對書法界卻并不了解。我很少去評論書法,對整個書法界也一直保持沉默。但我一直覺得中國書法走入了一個誤區,大家不是真心的去創作,而是刻意的去摹畫,更多是迎合市場的口味。特別是當下的展覽機制,導致了中國書法的墮落,包括書法本身和書法群體的墮落。
   本世紀初有一個20世紀書法大展,圍繞一幅作品的真偽,當年的書法導報和書法報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論戰,最后還導致了書法報一度被封。想一想我一個小小的書法家,一個偏遠小城的書協副主席、秘書長,這件事實在和我沒多大關系,但是我就是接受不了那種現象。我當時寫一封長信,對書法報的行為表示贊同,對他們的處境表示安慰。我這個人有時候比較偏執,再加上后來周圍一些半書法、半政治的讓人無法理解的事件,讓我覺得中國書法到了一個非常污濁的地步,心里著實失望,便有五、六年時間不拿毛筆。
   □采訪人:看得出來,書法在您看來還是非常神圣的。能談一談在您的書法生命中比較重要、或者對您影響較大的人嗎?
   □張燿山:除了父母,對我影響最大的,第一位就是沈鵬先生。這是一位非常質樸、非常值得敬仰的藝術家。雖然和他并非朝夕相處,但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。然后就是文聯的幾位老領導,周維先、彭云、陳鳳桐、沈濤這幾位,他們我在生活最艱難的時候幫助過我。有一度我非常想離開學校,甚至有了去工廠的打算,有個造紙廠的工會,表示可以接納我,讓我不受干擾的寫字畫畫。就在要去的前幾天,我去文聯送東西,周維先主席讓人問我愿不愿意來文聯,你完全不能想象當時我內心的激動,因為這一批老藝術家在我看來是高山仰止的、神一樣的人物,我當然想了。所以我一直說我的人生是他們幫助改變的,沒有他們,就沒有我的今天。他們無論做人、做學問,都是我的表率。這些年,我到哪從來不敢吹牛、不敢張揚,也是他們的影響。
   還有一位,那是1982年遇到的。就是當年為《當代楹聯墨跡選》寫楹聯簡說的,叫馮景昶。當時去北京,陳鳳桐先生寫了個便條介紹我去拜訪他。那時我二十七八歲,也不知道什么是拜訪,就是覺得這人字寫得好,想去看看他。我們到了他家院子里,一個北京老太太一口京腔的喊,馮老,有人找你。悉悉索索過了半天,門簾里出來一個人。穿個大短褲。一看彭老師(我夫人)在后面,又趕緊進去穿個衣服,衣服都是反的,而且很粗拉的縫過。屋子里只有一張床、一張桌子和一個煤爐,大夏天床上還鋪著一張狗皮,煤爐上燉一個雞蛋,那時候已經到中午了。呆了二十分鐘我們起身告別,高度近視的他到處找紙,又寫了很長時間,然后非常認真的告訴我們,從哪里坐103到哪里再轉哪路車,再走多遠就到了。我們拿紙條離開,他又從后面追上來,說我們第一次來北京,一定要送我們。我再三勸他回去,說怎么也不能讓他七八十歲老人家送,他終于肯停步。我們向前走幾十米就回頭看看,北京的大夏天的馬路上,一棵樹都沒有,只見他一個人站在馬路中央不斷向我們作揖。我們覺得實在不行,就拐彎找了個地方停腳,想讓他回去。沒想到他又追上來,和我說燿山你們走錯了,還是我送你吧,就這樣一直把我送到車站。
   后來我才知道這個人是個真正的大學問家,但他又那么真誠、低調。這種真誠是發自內心的,是絕對假裝不出來的,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。我覺得人與人之間,還是真誠一點好。能幫人家一點就幫一點,沒什么壞處。你的舉手之勞,可能改變一個人的一生。
   □采訪人:今年四月份,您有一個《走馬邊關》攝影作品展。您是很早就喜歡攝影嗎?
   □張燿山:攝影是一門光影的藝術,也是對自然、生命和歷史最接近真實的記錄。所以有人說,如果你的照片不夠好,那是因為你靠的不夠近。我在攝影上沒有什么追求,但受書法影響,在構圖、用光上和其它人有些差別。從這一點上說,書家和畫家可能有一定優勢。我搞攝影的目的和初衷就是鍛煉身體,記錄自己的行跡。有人說燿山水平很高,我說你要去也能拍成這樣。因為事實就是這樣的。
   我愛好攝影的情結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初,當時有一個鄰居,叫殷小狗的,喜歡搞技術。他曾經用廢舊的零件做了一個無線電遙控的小船,還被當作敵臺電波被監測到,弄到派出所呆了一天,當時他才十二三歲。
   當時我們兩個非常癡迷攝影,后來用大概相當于兩個人一月工資總和的錢,合買了一臺相機。我們非常興奮,買回來之后第一件就是把相機拆了,搞得滿滿一桌子配件。沒兩天他又很神秘的對我說,他能讓相機錢幾天就賺回來。我一直不信。后來我們就租了個自行車,跑到崗埠農場幫農民照相,一張兩毛錢。在當時的計劃經濟時代,農民要拍照片要到縣里城里,還得請假。我們膽子很大,在兩棵樹之間弄了個被單,全村大人小孩,包括老年人,全都來照相。之后又買相紙、顯影粉、定影粉,來沖洗照片。當時只要我們一到村子,就有一大群人一哄而來,一半人來取照片,一半人等著拍照片。兩個星期后相機錢就賺回來了。后來突然有一天,他又很神秘的說相機給你了,我不玩了。后來我就看他每晚拎個鐵桶出去,追問好長時間他才告訴我,他是到當時的海燕照相館和新海印刷廠,把下水道撬開,把人家沖洗印刷的重水都撈回來,挑到家里提煉白銀,當時他也就十四五歲。據說還成功了。他是個聰明人,后來又搞音響、二手空調,折騰了不少事,現在聽說開了個澡堂。但這個人注定做什么都是短視的,我想根源還是文化太少。我的照相機的情結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。
   走馬邊關主要是對自己身體的一個挑戰。還有一個悲觀的想法,就是好不容易又活過來了,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到。當時就是一輛車三個人,2013年9月4日從連云港出發,經江蘇、河南、安徽、山西、甘肅、青海、西藏、新疆,回來走內蒙,正好繞一圈。我們穿越了800公里無人區、300公里的塔克拉瑪干沙漠,5600米的珠峰大本營,對我來說都是極限的挑戰。
   印象最深的還是珠峰大本營。2013年中秋節就是在那兒過的。我們剛到的時候霧大得伸手不見五指,但我一直堅信能看到,果然不到一小時,一束陽光正好打在珠峰上面,就象做夢一樣。當時惟一的想法就是,死在那兒也值得了。大家手忙腳亂,抓起相機沖出帳篷就拍,三角架什么都不要了。只是一瞬間,也只能跟著直覺拍,但恰恰那張照片也是我拍得最滿意的。
   一路上有過奇遇,也經歷過一次危險的泥石流。當時車行駛在西藏的山路上,路況很差,前面泥石流,下面是萬丈深淵,一塊大石頭卡在車底盤上,動也動不了。還好那時候人的互助精神比較好,一個凌志越野車趕快把拖繩放過來,我們根本沒用過拖繩,鉤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,天又特別冷,人下去泥幾乎到膝蓋,后來好不容易找個地方鉤住,把車拖過去,算是脫險了。后來大家一言不發緊張的開了幾十公里,才想到根本沒和人家打招呼,連謝謝都沒說,我們都嚇呆了。
   □采訪人:您在花果山半山坡上有個工作室,叫“半坡居”,就是安東書院,能講一講嗎?
   □張燿山:安東書院這是我最近幾年工作的重點。安東是大韓民國的精神首都,相當于中國的曲阜。在日本占領朝鮮之前,韓國有七十多家這樣的書院,主要傳播的是漢文化。韓幣上有個頭像,叫李晃的,就是那里人。我主要搜集甲午之前韓國人使用漢字的手札,現在也有一千多通。
   我做這個事情是從2010年底開始的,當時連云港組織藝術家去韓國,那時我出院不到一個月,實際身體很不好。那次出行我偶爾發現了二十多張手札,讓我非常震驚。之前我從未接觸過韓國的漢字,只知道日本有。后來我才知道,韓國人從西周時就開始使用漢字了,那時正是中國青銅器使用最成熟的時期。從西周一直到甲午戰爭,相當長的時間,直到1975年“去漢化”運動,漢字才從韓國中小學課本中去掉。韓國人和日本人一樣,近年來一直致力于掙脫漢文化的影響。所以安東文化作為漢文化的一個支流,從文化保存發掘整理的角度來說,是很有意義的。
   □采訪人:雖然您不標榜自己是書法家,但大家了解認識您還是通過書法。書法在您的生命和生活中,是居于什么樣的位置?您心目中理想的書法應該是什么樣子呢?
   □張燿山:對我來說,書法是我生命的一部分,給我帶來快樂,當然也給了我社會地位和影響。雖然沒有輝煌,卻是我一生最大的追求。如果沒有書法,我可能一輩子就一事無成,因為我也干不了其它事,那樣我的一生就太蒼白了。
   在我看來,書法是一種調養生息的工具。通過一本字帖,你可以鏡像古今,觀照萬物,也可以沉淀生命,開闊視野,產生美的享受。但我覺得最近幾十年,書法界、美術界、演藝界不是在“審美”,而是在“審丑”,美的東西受到排斥,丑的東西大行其道。把書法作為賺錢、牟利、謀地位的手段,書法就會變味,就不會按它應有的路徑走。尤其現在的展覽機制,書者跟風追風,忽略了個人的情緒和作品的格調,最終導致中國書法千人一面。
   我相信若干年后,我們的后輩會對這段書史做出反思。書法最終也會按照應有的道路走下去。這個道路就是傳統,就是文脈的傳承。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,官僚不再做書協的領導,腐敗經濟受到打壓,書法市場不會象以前那么活躍、務虛,加上新一代學人的崛起,書法將會回歸正統。成為一種精神追求,書法才有可能純粹起來。
   這些年我一直在彷徨、猶豫、納悶,我在清末民初這段書法史的游弋中看到了一點微光,或許有一天能撥云見日。我經常說,到現在為止,我還不知道哪里是突破口,但總有一天會有突破。我也不知道中國書法應該是什么樣子,但絕不是現在這個樣子。
   □采訪人:六十花甲子,是一個新的循環的開始。未來的時間,您有什么計劃和打算嗎?
   □張燿山:把六十歲視作是一個新的開始,這是個最佳的理解。書法,它根植于我的生命,是肯定不會丟的,丟掉了我不知道干什么,畢竟也還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。對于生活,就簡單了,不要考慮那么多,隨遇而安最好。因為生命留給你的時間并不多了,而且這段時間會很快,相當一部分時間還要面對生理的衰老,生命質量的下降。我的想法就是,盡量多做點好事,說點好話,不要太虧待自己,也不要太苛求自己。這樣就很好。如果能為家庭、為社會做點事情,當然最好。如果做不到,把自己活好,就行了。或許到80歲的時候還能搞個展覽。那時,我可能還會重復那句話,我不知道中國書法應該是什么樣子,但絕不是現在這個樣子。
  
   采訪手記:這次采訪的時間并不短,大約170分鐘,結束的時候正趕上新年的第一場雪。對于一個在藝術領域毫無建樹的后學晚輩來講,與燿山先生最大的共同點可能就是都會說一句“不懂書法”,只不過這四個字之后的涵義大相徑庭而已。我的工作就是如實的記錄談話的內容,很多句子幾乎是語氣詞都沒有改變,希望通過此文能在專業視野之外、在那些永遠繞不開書法的話題里,還原出一個真實質樸,又感性浪漫的的藝術家形象。(采訪人:侯靜)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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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/4/17 11:35: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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